李铁华丨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进路与现实观照

Original 李铁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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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2022年第3期目录摘要 18 个

医疗民俗文化研究

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进路与现实观照

文 / 李铁华

摘要

医药民俗是民国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民俗学议题，这一讨论也是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基于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迫切需要，民国学界从文学、宗教学、医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对医药民俗展开了批判性研究，并将批判医药民俗作为宣扬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途径。这种批判性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潮发展和现实变革的需要，但也存在对复杂医药民俗事象的简单化处理倾向，这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当今语境下，梳理并反思民国医药民俗研究的相关问题与视角，不仅可以为当代医药民俗研究与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亦可为疫情肆虐背景下的医疗文化史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发。

关键词

民国学界；医药民俗；传统中医；改造传承

作者简介

李铁华，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周作人文学进路的医药陋习与时弊讽喻研究

二江绍原宗教学视域中的“医药迷信”批判研究

三裘吉生等医学视角下的传统医药分层改进研究

四陈定闳等民俗学视角下的“医药习惯”改造传承研究

五对民国时期医药民俗研究的反思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的严重挑战。晚清时期，经学家俞樾撰《废医论》，首先对中医发难。民国时期，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江绍原等学者大都对中医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南京国民政府更曾计划推出“废止中医案”，试图从法律和制度上取消中医的合法地位。在此背景下，医药民俗研究亦成为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民国学者的医药民俗研究，因学术背景和时代思潮的双重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进路和现实观照。20世纪90年代，开启当代中国生命医疗史研究的台湾学者曾言受到周作人、江绍原等民国学人医药民俗研究的启发。近年来，随着医疗文化史研究的逐渐升温，学界开始从史学、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不同学科维度就医药议题展开多方面研究，但对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则较少，甚至有刻意不提之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学术进路与现实观照两个维度，对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背景、切入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进行考察，以期揭示民国学者医药民俗研究的学术特色和当代意义。

一、周作人文学进路的医药陋习与时弊讽喻研究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也是最早关注医药民俗问题的民国学者。周作人的不少读书札记、名物考述、道德讽喻类小品文中都有大量论及医药民俗的内容。据钟叔河统计，周作人创作的大量小品文中涉及医药民俗的有50篇，但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

周作人民国初年就对绍兴当地的医药民俗作过调查研究。1913年，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医药民俗研究小品文。这篇名为《风俗调查二》的小文虽在题目和形式上与当时发表在《浙江潮》《江苏》《新闻报》《北洋政法学报》《申报》等报刊上的民商事习惯类调查文章相似，但在调查内容和分析方法上有很大不同。就研究方法而言，该文明显受到日本乡土民俗学和西方神话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影响，特别关注医药卫生习俗的传承演变与地区差异，已具有了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该文对绍兴当地流行的中土（中暑）、小儿夜哭、药渣过病、香灰仙方等医药卫生习俗做了专门性调查，并征引《太平御览》《齐民要术》《夜谭随录》和日本的《育儿》杂志等国内外书刊，对其传承发展的历史、思想和生活逻辑作了考述。周作人在文章中还流露出他想运用科学引导民众的现实关切，但同时也深感习俗力量的强大，并发出了“皆不易革”的感慨。同时，该文也初步具备了周作人小品文创作的基本特色，即将历史考证与散文、杂文式写作融为一体的混合式创作风格，并于恬淡闲适式考证叙述中夹杂着对社会现实的讽刺批判。

民国时期，周作人大部分医药民俗研究集中在1921至1934年间。该时期周作人的医药民俗小品文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生活体验类。如《卖药》《麝香》《医院的阶陛》等，发表于1921年至1924年间，是就报纸载录或生活所见的医药广告、传统名贵药材的来源与用途、民众医院就医体验等日常生活中的医药民俗现象展开的讨论。二是读书笔记类。如《疟鬼》《霉菌与疯子》《论泄气》《关于分娩》等，撰写于1925年至1934年期间，是就日常阅读中所见医药民俗议题的讨论。三是社会热点类。如《梁任公的腰子》《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国医》《日本新旧医学的兴废》等，创作于1928年前后，主要是就当时中西医激烈论争中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四是序跋类。如《〈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序》《医学周刊集序》，作于1926和1927年，主要是对医药民俗研究论著和医学杂志的评介。

周作人的上述四类研究有着明确的现实观照。他的前两类研究主要是就某些医药民俗现象背后蕴含的不良社会道德和“迷信”风俗进行讽刺和批判。这其中不仅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和医药“迷信”的批判，亦有对权贵和洋人等医疗特权思想及体制的讽刺和挖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内，周作人仍坚守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即对推进民族、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抱有较大热情和期待。他凭借着文学家的直觉敏感性，对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难进行了敏锐洞察和深入思考，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变革，单靠社会制度和体制变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思想上的革命，有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彻底改造。因此，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医药民俗研究也体现着他积极推动国民性改造的现实关怀。后两类研究主要是就当时社会争论较为激烈的中西医论争问题展开的讨论，反映了周作人批判中医和复古思潮，支持以西医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态度。他由“人性只有一个”的前提出发，得出“医学本只有一个”的结论，断言医学只有发展“次序上的前后新旧”之别，而“没有方位上的东西中外”之分。认为中医属于夹杂着神学分子的玄学医学，是旧时代的“遗物”，西医则是“最能实证的生理与病理的”新科学医学。因此，他将西医学在当时中国社会不够发达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旧医生生存竞争”；二是“群众的保守心理”；三是“复古的反动潮流”。在此，周作人从现代科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将传统医学、民俗医药与政治界的反动军阀统治和文化界的复古思潮混为一谈，将其共同当作“复古的反动潮流”进行了激烈批判。

从学术进路看，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很强的文学属性。周作人虽然曾阅读过不少现代民俗学著作，并在思想和方法上有所吸收和借鉴，但他缺少专门投身专业民俗学研究的冲动。周作人曾言：“茀莱则是文化人类学专家，我因为颇喜欢涉猎这方面的书物，故对于这位大家致其尊崇之意，若思想上的影响原不大有。”应该说，医药民俗只是他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所关注的众多议题中的一种而已。他讨论的医药民俗问题多是融合在小品文创作或文学研究中的旁涉性议题，而非自觉意义上的专门性研究。他的医药民俗小品文，重视与医药民俗相关的风物和典故的考述，常常旁征博引，考证精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并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他早期创作的《卖药》《麝香》《医院的阶陛》《梁任公的腰子》等医药民俗小品文同他“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的文学革命观是一致的，体现出积极向上的文学追求和对民族、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但在抗战爆发后创作的《药草堂记》《谈搔痒》《禹迹寺》等小品文则大谈养性悟道、涵养性情、通达人情物理，这正是他此时期逃避主义文学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进路，从根本上讲是文学性的，他对进化论人类学家的宗教和巫术式的学术进路缺乏专业研究的兴趣。

此外，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也受其个人生活境遇影响，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首先，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与他自己和家人的患病经历密切相关。周作人自幼体弱多病，还曾先后经历弟妹夭折、父亲和姑母壮年病故、幼女若子因庸医误诊早夭等多种家庭变故，他对传统医药和民间医俗的陈旧鄙陋和庸医医术低劣及道德沦丧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这使他对中医药学和医药民俗一直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并将之作为当时社会上“反动复古”逆流的代表进行了批判。其次，近代实证科学等西学思潮的影响和来自日本留学期间的经验启发，使他对通过科学启蒙来改变国人生活现状抱有热切期待。周作人认为“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是救国条陈里的最要的一条”。他曾阅读过不少医学和医学史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医学在日本的实践和成就也有一定体验和了解，这使他对以实证为基础的西医学抱有极大的好感和期待，并将“最能实证”的西医学看作是现代科学的代表。因此，他对推动西医的传播和发展抱有极大热诚，一定程度上把以西医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当作推动实现救亡图存，改善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与他软弱的个性及在政治社会变革上的矛盾心态也密切相关。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在少年时期经历过导致家道衰落的祖父科场弊案，在求学期间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并与章太炎、陶成章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密切交往，这使他们既关心民族、国家发展和人民命运，又不愿过多参与政治和革命运动。加之周作人在个性上比较软弱，这使他一直对革命实践活动持逃避心态。因此，周作人的医药民俗研究也体现出这种两面性—既有讽喻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医药陋习，推动国民性改造，关注社会思想变革的积极层面，也充斥着恬淡闲适式的逃避主义情绪。

二、江绍原宗教学视域中的“医药迷信”批判研究

江绍原是民国时期在医药民俗研究领域用时最多、用力最勤、涉及议题范围也最为广泛的学者。他的医药民俗研究触及到了医药与科技、宗教、法术、节庆等多个议题，对当代人类学、民俗学所关注到的迷信、污秽、洁净等观念亦有初步讨论。但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也非民俗学进路的专门性研究，而是在宗教学视域下展开的一种迷信批判研究。

江绍原是从宗教学转入民俗学研究的，他的医药民俗研究虽受周作人影响，但在研究进路上又与周作人有较大差异。江绍原青年时期曾赴美留学，1918至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再次赴美攻读比较宗教学和哲学学位，并于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江绍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周作人有过接触和交往。据周作人回忆，江绍原在学生时代曾与他讨论过日本民俗歌曲“都都逸”问题。正是在周作人的影响下，江绍原对民俗学产生了兴趣。1925年，江绍原开始与周作人就“礼”的问题展开讨论，也是在这种讨论中他逐渐开始关注医药民俗问题。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主要集中在1925年至1932年期间。在这段时期内，除了教学和翻译工作外，他将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医药民俗的征集和研究上，于各类报刊上共发表小品文550余篇，其中涉及医药民俗者约占三分之二，单在《贡献》杂志上就连载有100余篇。他还将前期发表的“礼部文件”中与医药民俗有关的文章整理增订成《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与《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等书公开出版。

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对西方医药民俗学论著的译介，亦有对中外医药民俗的比较研究，还有专就中国医药民俗的专门性考察和分析。在此，笔者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进行讨论和分析：

其一，江绍原考察分析了传统医药民俗的身体观问题。江绍原以西方现代医学为参照，翻检历代典籍中关于发须爪和血液等身体组织及其用途（如在疾病治疗和盟、衅等礼俗仪式中的应用）的相关记载，试图从中探寻这些医药民俗言行形成的经验与心理根源。他认为人们将发须爪和血液中可“目验”的“极小一小部分有客观真实性的事实”“夸大若干千百倍”，从而把这些身体组织想象成“人身的精华”，将它们看作“人身上生命力所在之部分”。同时，人们又用想象出来的“同感”关系，将这些身体组织看作是具有治疗疾病、维护誓约（盟、衅）的奥妙、神奇事物。他还特别考察分析了女性身体观问题，详细考述了民俗生活中人们对“月经”和“阴门骨”等的认知，揭示了女性“污秽”“不洁”身体观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他运用历史考察与现实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将身体观与宇宙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观等融入医药民俗研究中进行综合考察，从经验和心理两个层面剖析国人的“迷信”身体观认知，并试图用现代科学的理性观念和实证方法来批判改造这些“不可靠的、错误的、荒诞的、玄虚的假知识”。

其二，江绍原探讨了民间习俗与公共卫生的关系问题。端午等节俗是民国学界关注的重要民俗议题，与一般的文献考述不同，江绍原从公共卫生视角对端午竞渡作了独特解读。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一文中,他征引《古今图书集成》《湖北通志》和相关民间传说资料，运用生机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分析了端午竞渡节俗的“生长”演进史。他抓住“送标”这一核心意象，剥去包裹在端午竞渡习俗上的层层外衣（如纪念屈原、伍子胥、勾践等意象），认为“送标”原本只是民众中流行的一种“禳灾”或“送灾”仪式，本质上是一种处理公共卫生事业的法术；而后世流行的与屈原相关的忠君爱国意象，完全是“考古读书缙绅们”的附会，是对竞渡本意的遮蔽。同时，他还从心理层面分析指出，原初的公共卫生意象中的“竞渡不是为某一个旁人打算，是众人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一种举动”，“其动机不是悲悯而是恐惧”。他试图将包裹在端午竞渡节俗上的封建“忠君”思想剥离，以呈现其本身所蕴含的人本观念。

其三，江绍原还讨论分析了“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议题。江绍原对现代西方医学极为推崇，认为西洋医学比汉医学高许多倍。他为西洋医学能在日本流行，却得不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而感到痛心疾首。因此，他想从国人对待西洋医药及医药学的态度、言语和行为中探明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界轻视、误解和反对西洋医药学的原因。他在《贡献》《科学月刊》等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名为“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学的反应”的讨论专栏，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与该主题相关的资料，并先后征集到资料100多篇。这些资料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中西医互为批判方面的内容，也有民间关于西医学“采生折割”类传言方面的内容。他认为，这些材料从两个方面呈现了国人反对西洋医药学的原因：一是“纯粹愚蠢糊涂”，一是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民族的冲突，思想，心理，文化的冲突”。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既可以为学界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资料，亦可以为推动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布尽绵薄之力。

其四，江绍原提出“民间医药”概念，并征集了不少民间医药方面的资料。江绍原还先后在《文学周报》《益世报副刊》开辟“民间医药卫生学若干条”“民间医药卫生传说”专栏，向读者征集与民间疾病观、药物、疗法、医药卫生成语有关的医药民俗资料。如他曾征集到“移病”“过癞气”“嫁腋气”等医药民俗资料，并从经验哲学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对疾病传染机制的迷信认知。另外，他还搜集了不少“治眼符咒”“消疮符咒”“封血符咒”“治痪符咒”“审疯子”等民间疗法类的材料，并做了评析。他将征集到的这些医药民俗资料发表在各类报刊上，希图民俗学界的研究者能与医学界共同合作来推动人们医学观念的改变，促进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而建设新医的社会。

江绍原的上述医药民俗研究，虽然吸纳了西方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部分理论和方法，但若从学术进路看，也非专门、系统的民俗学研究，而是他早期宗教哲学研究的延续。他将医药民俗纳入到迷信礼俗研究中进行考察，称医药民俗为医药迷信，并特别重视揭示医药与宗教、法术之间的内在联系。早在北大求学期间，江绍原就已经广泛涉猎西方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并深受比较宗教学和生机主义哲学的影响。1919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发表的《宗教与人生》一文建议学界从生活入手来研究宗教和人生问题，提出要用“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以期达到“促进生活，启发自觉”的目的。这是从宗教哲学视角切入，将历史考证、心理分析与观念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一直贯穿在他的医药民俗研究活动中。他在研究发须爪、端午竞渡等医药民俗事象时，常将历史演变脉络考辨与核心观念形成原因剖析相结合，力图在阐明医药民俗事象发生演变的经验与心理机制的同时，剥去掩盖在其上的种种表层意象，从而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宇宙观、身体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利益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纠缠。

当然，现代民俗学理念和方法的融入，也使江绍原医药迷信研究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生活内容。江绍原曾先后在美国留学多年，对欧美民俗学界的研究动态比较了解，同时他在周作人的帮助下，与日本学界也保持着一定联系。从他与周作人的来往信札中不难看出，他对欧美学界宗教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进展极为关注，能够不时在自己的论著中借鉴运用这些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英国心理医生兼人类学家里弗斯（W. H. R Rivers）的遗著《医学、宗教与法术》于1924年刚一出版，他就于1925年将之译介到国内，并将相关方法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他还吸收借鉴弗雷泽的巫术理论和方法，用以解析中国医药民俗中的“移病”等民俗事象。受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影响，他更重视从民俗生活的微细部分来剖析医药民俗现象所反映的民众利益诉求和心理动机，这使他的研究与一般的宗教哲学研究相比，具有更为丰富和实在的民间生活内容。

江绍原的医药民俗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延续了他学生时代所持守的激进批判精神。早在学生时代江绍原就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参与校内学生社团，对国内外政治社会局势发表看法。在沪江大学就读时，他参与校刊《沪江大学月刊》的编辑工作，并在该刊上发表《欧战之原因及其将来》《原乱》等文，从人性论视角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1918—1920），他加入“新潮社”等社团，并参与了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组织领导工作，发表了《协约国之胜利为中国文化之胜利》的演讲。五四运动后，他怀抱投身宗教研究的学术志向，希图从对宗教的批判研究中来阐明民间迷信言行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从而为西方现代科学和民主观念在中国广泛传布扫除观念障碍。医药民俗研究是他此类现实批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传统医学作了猛烈批判，称传统医生为“旧医药阀”，认为他们是新医学发展的最大阻碍，是医学革命的对象。

三、裘吉生等医学视角下的传统医药分层改进研究

针对批评者将民间流行的民俗医药与正统中医混为一谈的情况，中医药界也试图引入民俗学方法，将包含诸多“迷信”成分的民俗医药与正统医药作出必要区分，以之助力医药事业的改良。与周作人同为绍兴人的中医师裘吉生（庆元）便是开展这种民间医药民俗调查研究和区分的第一人。

清末民初兴起的风俗调查活动及周作人等在绍兴的民俗资料征集活动，对同为绍兴人的中医师裘吉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裘吉生（1873—1947）是民国时期绍兴名医，早年曾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在绍兴、上海、沈阳等地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长期在绍兴、杭州等地行医，办有医报、医院，并编辑出版过多种医学论著，是民国中医界较早接受新思潮的中医师之一。裘吉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参与绍兴的教育活动，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有密切交往，对同在绍兴的周作人也应有所了解。因此，当他1913年返回绍兴重操医业，并与医界同仁续办《绍兴医药学报》后，便也在自己创办的医学杂志上开辟了一个征求医俗的专栏。裘氏率先发表自撰的《绍兴医俗》一文，详细介绍了绍兴当地的医药民俗状况。他将绍兴当地从事医疗活动的人分为家医、神医、江湖医、官医、半官医、局医、西医、东医、中医等九种类型，并对每类医家采用的主要疗法作了简要说明。在上述分类中，他将家医、神医、江湖医等排列在一起，归入迷信医或民俗医的行列；将官医、半官医、局医列在一起，归入官方或公共医学类别；将西医、东医和中医列在一起，归于学术医学领域。其中对中医的介绍尤为详细，包括绍兴当地中医各科开业历史与现状，以及每科常用的诊疗方法和药物等。

在裘吉生的呼吁和示范下，该医刊在1918—1922年间又征集到张汝伟、徐石生等各地医家撰写的海隅（常熟）、扬州、开封、仪征、镇江、南洋等地医俗调查类文章10余篇。这些文章，在介绍各地医俗的同时，还对正统中医医家与民间庸医、俗医、神医等做了明确区分，突出了知识型、学术型中医的地位和作用，批评否定了庸医、俗医、神医等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在裘吉生的影响下，董志仁也开展了一系列医药民俗调查研究活动。董志仁是裘吉生的得意门生，曾长期跟随他在杭州等地行医，深受裘吉生医学思想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董志仁曾撰写《天医与药王》等具有医药民俗特色的调查文章，从民俗视角考察了民间的医王与药王崇拜现象。抗战期间董志仁又和裘吉生一道避难浙江西部的衢州龙游等地，在行医之余，也对当地医俗作了详细调查，写成《龙游医俗访问记》一文。该文对当地医俗作了明确区分，对“迷信传统之观念，按理而非之，至其事属荒诞而确有其事者，则详载其本末”。抗战胜利后，董志仁还对“黄毛丫头长不大”“棺材胖”等民间俗语作了医学解读。与裘吉生等人的简单列举式调查不同，董志仁的研究已明显借鉴了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除了将正统医学与民间医学作出明确区分外，还对民俗医学中的合理成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另外，萧叔轩（萧熙）、刘述机等中医师也曾对医药民俗议题作了考察和研究。如萧叔轩对“无辜病”民俗事象的详细考察，刘述机对农村“术士医”等“迷信”医药状况的调查等。这些研究，不但将民俗医药与正统医药作了明确区分，而且还主张引入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对民间的迷信医药观念进行科学化改造。

总之，对于裘吉生、董志仁、萧叔轩等中医师而言，将民俗医疗、迷信医药与正统医学作出明确区分，不仅是维护中医学和中医师生存发展的需要，亦是改变民众医药观念，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改造的重要步骤。

四、陈定闳等民俗学视角下的“医药习惯”改造传承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民俗学论著的大量译介，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从现代民俗学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一些专业的民俗学者如杨成志、陈定闳等，亦开始从民俗学视角对医药民俗议题展开专门性研究。杨成志是较早从专业视角关注西方民俗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他首次将英国民俗学家的民俗学问题格介绍到中国，其中即包括“疾病与民间医术”这一大问题格下的系列中小问题格。1929年，他在云南、四川作田野调查时，还对当地的医药民俗事象作了初步记录和研究。

在民国时期的医药民俗研究者中，陈定闳无论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上，都是最具民俗学特色的一位医药民俗研究者。陈定闳是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的长子，曾入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学习社会学。因此他对社会学、民俗学等有较系统的学习。陈定闳自幼受父亲影响对医学史也保有一定兴趣，中央大学毕业后，又于江苏医政大学任教职，对医学史研究亦较为关注。家庭医学背景和个人社会学、民俗学专业背景相结合，使陈定闳具备了运用民俗学理论和方法来客观研究医疗民俗的有利条件。

1935年，陈定闳在《医事公论》上先后发表了《民俗学与医药研究》《医药风俗调查刍议》《岁时风俗中的医药习俗》《医药风俗与中国医药事业的建设》等专论，对医药民俗研究的理论、方法和价值等作了系统讨论。其一，他强调应以客观态度看待医药民俗现象。认为要摒弃单纯的批判态度，应抱持同情理解的实事求是态度来看待传统医学和民俗医药。其二，他对医药风俗概念及内容作了明确界定。他认为，“医药风俗，即凡是习俗中有关于医药卫生者。”内容上至少应包括与疾病、医药、药物、卫生相关的“传说、神话、歌谣、谚语、崇拜仪式、纪念节日、施行方式、所守禁忌"等多种议题。其三，他阐明了医药风俗研究对中国医药事业建设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他认为，医药民俗研究至少包含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可增加中国医药文化上的新血”，二是“可助中国医药事业的实施”。他详细剖析了医药民俗在疾病史、医药史、药物学、卫生学研究，以及在探索医药改进、辨析吸纳传统医药合理成分方面的学术和实用价值。其四，他为学界开展民间医药风俗调查研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建议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首先，要从资料搜集入手，既重视文献资料的爬梳，亦要重视民间无文字记载资料的利用；其次，要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建议运用民俗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方法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最后，要把整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先做整体性检讨，再从时空上一一加以比较。

陈定闳是站在现代民俗学的专业立场上，以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考察和研究医药民俗问题的。他的上述思考和建议，既反映了他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也反映出他对当时我国医药文化和医药建设发展现状的深刻洞察。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药民俗研究已经日渐走出了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民间文学或宗教哲学式研究路径，开始自觉运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展专门性、系统性研究。

五、对民国时期医药民俗研究的反思

民国时期的医药民俗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自发的旁涉性研究到自觉的民俗学立场的专门性研究的演进历程。民国学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个人经历和现实关切，对他们价值取向、学术心态、研究进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医药民俗研究既开启了用现代人文学科学术方法检讨、反思传统医学和医药民俗的新学术路径，为当代医药民俗研究提供了不少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启示，同时亦因一些学者过分强烈的现实关切而使不少研究显现出明显的偏颇和不足，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首先，民国时期的医药民俗研究存在着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客观性、专业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民国学者的医药民俗研究与当时学人的其他研究一样大多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中国近代社会面临启蒙与救亡双重压力，反映在学人的学术心态上，既有对保持民族文化延续，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热切渴望，又有对自我传统，尤其是弥漫在民间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批判改造冲动。但现实和传统本身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使他们常常不得不随现实需要而改变学术态度，这必然对他们学术研究的议题选择、专业坚守等产生深刻影响。周作人和江绍原等民国学者的医药民俗研究并不是他们由学术研究的专业需要而形成的专门性研究，而是恰巧在那个中西医论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针对现实热点问题而进行的带有较强主观意图的，有选择的研究。因此，随着中西医论争高潮过去，江绍原等人就基本放弃了原来的医药民俗研究工作。

其次，民国学者的医药民俗研究受到西方人类学、民俗学影响，大多能融合民俗学的相关理念，并依托自己的学术背景，对医药名物、医药法术、疾病观等民俗事象进行考察和讨论。但是除个别学者、个别时间曾运用过田野调查这样的方法外，大部分学者仍旧是从书籍、报刊和周边熟人处抄录、撷取研究资料来开展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多样化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更缺少专业民俗学学科立场的专门性、长期性研究。

此外，没有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中医药学和民间医药民俗文化的传承价值没有给予合理评价，在不少问题上人为制造了思想和观念上的对立。尽管近代中国面临现代转型的剧烈阵痛，在对中西文化认识和理解上也存在各种偏差，但是，作为医药民俗文化研究者，一味抹杀、否定中医药和医药民俗的传承价值，不但有失客观性，还会造成大量医药民俗文化的彻底消失。

总之，从当下的语境进行反思，我们可以从民国学者的医药民俗研究中获得当代医药文化史研究与医药民俗研究的重要借鉴和启示。首先，民国学者所具备的全球视野和多元开放思维，值得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回顾民国时期的医药民俗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江绍原等人不仅大量阅读国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和医学史等方面的著作，而且还通过多种途径与国外学界建立联系，参加相关学会，从中获取信息，获得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启示。其次，他们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医药民俗事象与宗教、巫术、迷信和民众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运用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学习的经验。如周作人对涉医名物的考证，江绍原等对端午节等节庆所蕴含的公共卫生议题的考辨，以及围绕血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等所做的多层面讨论，陈定闳从民俗学视角对医药民俗学术和现实价值的客观研究等，对当代医药民俗和医疗文化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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